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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贯彻到全社会，充分发挥党的理论、政治、组织、思想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
梁鹰：《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原则和方式》，《学习时报》2018年12月24日第3版。[11]《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规定中央军委法制机构、各单位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审查军事法规草案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其中必然包含是否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
对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工作进行体系化建构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明确各级立法主体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和地位，在尊重宪法和法律秩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各级立法主体的合宪性审查能力，从而提高法律规范体系的合宪性。[23]转引自刘松山：《彭真与宪法监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48-149页。一元论者认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只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内部争议较大，或者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查结论有异议的，应当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常委会会议对系争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结论。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以来，党愈发强调法治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各级立法主体在初始审查时解决合宪性争议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使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复核有其必要。[10]参见《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必然要求一切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宪法规定了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凡是必须由制定宪法、修改宪法和解释宪法才能有效完成的立法任务，都不能简单地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来虚化宪法所具有的制度功能。
总之，依宪立法原则对立法的形式合宪性要求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以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2013年《决定》）为例，2013年《决定》虽然在学术界和实务界赢得了相当多的赞誉，但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角度看，却存在着严重的法理和制度上的瑕疵。从法理上看，法律法规的制定如果要遵循依宪立法原则，首先必须查明宪法上的明确立法依据，否则，就容易在立法的形式合宪性上产生各种逻辑矛盾。该决定规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
总之，在目前的立法监督制度体系下，弱合宪性审查与强合法性审查并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学术界对依宪立法作为立法工作的一项原则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依宪立法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和价值要求等问题的学术探讨尚未深入。
在我国现行有效的270多部法律中，有近40%的法律在第1条立法目的和依据中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原则。法国虽然也是成文宪法国家，并且曾经以冠名宪法的法律文本作为成文宪法的存在方式，例如，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出台的1958年宪法就是冠以宪法名称的法律文本，但在后来的宪法实施过程中，为了保持宪法文本的稳定性，在宪法实施的实践中又形成了宪法原理集成团（Le bloc de constitutionnalité）的概念。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党的文件形式首次明确了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之间的辩证关系，规定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在规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正当性时使用了不与宪法相抵触的限制条件。
仅以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为例，尽管可以从法理上确认依宪立法原则的存在，但对是否为基于依宪立法原则而产生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和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却因为依宪立法中的宪对立法约束的模糊性，很难进行科学和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工作。二是，合宪性审查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审查机制，无法在实践中有效建立。但有些国家的成文宪法是由几个不同类型的法律文件共同构成的，例如，瑞典王国早在15世纪即开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但迄今没有一部名为宪法的法律文本或者是被称为宪法修正案的法律文本。否则，就无法解释引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际中全面有效地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所面临法理困境的各种原因。
该条规定的文本含义是非常清晰的，即全国人大关于特别行政区实行制度的立法要采取依法立法原则进行。在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等法律中，依宪立法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当然，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来审查全国人大自身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否合宪，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现象出现。从制度设计看，依宪立法原则目前已经被蕴含在依法立法原则的内涵中，属于依法立法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规定明确了包括各类立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都必须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如何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地实现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零突破，仍是摆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面前比较棘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可见，基于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精神的要求来有效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程序，也是较为困难的事情。这表明，尽管2015年《立法法》提出了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基本原则，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要适用2015年《立法法》，换言之，2015年《立法法》明确主张立法工作应当坚持依法立法原则，并且这里的法重点是指2015年《立法法》，而不是其他性质的法。很显然，1957年《国务院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自身的立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五、以依宪立法原则消除阻却合宪性审查制度短板 依宪立法原则作为立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尚未对各级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产生制度上的硬约束，致使在法理上必须以依宪立法原则作为自身存在逻辑前提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诸多制度短板的阻碍和限制。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通常表现为含有7个条文的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法律文本以及200多年来所产生的27条宪法修正案法律文本。从法理上看，依宪治国的价值目标可以按照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的具体环节来加以分解，当然包括首先实现依宪立法、依宪执法、依宪司法、依宪监督等。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宪立法 合宪性审查 。以联邦德国为例，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以及1951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对启动合宪性审查机制做了双重的制度条件约束，即法律受审查和穷尽救济两项法律原则。
在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出现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来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背宪法的事实情形。现行宪法第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从合宪性审查技术角度看，针对审查对象，比照以法律文本形式存在的宪法来进行合宪性审查，这是一项比较简单和清晰的立法监督工作。不难看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在良法善治意义上郑重推出依法立法这一立法工作重要原则的，并且将依法立法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两项原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不断完善宪法实施过程中，依宪治国的价值目标逐渐得到了政策的确认，也催生了依宪立法原则的诞生。从而，使得基于依宪立法原则而具有法理上合理性的合宪性审查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启动，合宪性审查面对强势的合法性审查所处的弱势状态，很难在短时间内加以扭转。
为了从法理和制度上解决针对法律可能违宪的宪法诉愿过多过滥问题，1951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第90条第2款明文规定：如果一个起诉侵权行为的法律诉讼可以被受理，直到所有的救济手段穷尽之前，不得提起宪法诉愿。所以，相对于合法性审查来说，合宪性审查的空心化是必然的，弱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特性自然很难加以改变。
但是，要运用宪法精神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和标准，事实上很难在实际中构建合宪性审查的工作程序和机制。学术界和实务界翘首以盼的合宪性审查第一案仍然遥遥无期。
显然，这里存在两难抉择的法理难题，直接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了故意回避1957年《国务院决定》赖以产生的宪法依据的现象，凸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维护依宪立法原则权威性方面行宪能力的制度短板。故，在工作性质上，合宪性审查相对于合法性审查的弱的特征暴露无遗。
本文将侧重探讨依宪立法原则对合宪性审查制度和机制建设的法理构建功能以及对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具体实施的制度保障作用，从而为实践中有效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切实有效的学术方案。通过宪法解释，在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之间建立起紧密的逻辑关联和制度联系，使得两者之间真正地互动起来，强化宪法作为根本法在调整人们行为中的话语权，发挥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应有的统帅作用。需要结合法理来阐明现行立法制度关于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必须依宪立法的问题点在于，现行宪法和2015年《立法法》所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批准生效制度是否属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行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2015年《立法法》第3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尤其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认真研究如何在制度上建立科学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工作程序。二是，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规定了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文本的内容通常都比较原则和抽象，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
要真正在实践中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程序和机制，必须从法理上加强对依宪立法原则重要性及其对合宪性审查作用机理的理论研究。《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立法权应受宪法之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立法权与法律之限制。
2018年6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此外，从法律法规制定权限的正当性来源看，依宪立法作为一项独立的立法原则，更具有超越依法立法原则指导具体立法工作的意义。
